文人真的很可恨，舞弄舞弄手中的笔杆子就可以把黑生生说成白，把悲剧生生改成喜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迎合或愚弄读者。

不过可恨的文人也有可爱的时候，那就是给现代一群无聊的人无尽的活路，让这些可以无聊的话题继续着无聊的讨论、论坛、出书、拍电影、拍电视剧……当然有两件事情没有人会忘的：赚钱和出名。

一部唐代描写貌美才女被无良书生“始乱之、终弃之”的悲剧故事《莺莺传》到了元代却成了男女主人公历尽艰辛，终于结成夫妻的大喜剧《西厢记》。善良无知的人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因此《西厢记》迎合了这些人的心理，得以广泛的喜爱和流传。

事实上在男女不平等的历史面前，（爱情）悲剧却实实在在如同我们每天都要吃的面包、米饭一样平常无几，大家都是嘴里嚼着苦菜，心里想着蜂蜜。如果一定要把《莺莺传》与《西厢记》比较的话，前者便是古代女子事实上品到的苦菜，后者则是她们心中盼望以久的蜂蜜。

《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六之《莺莺传》里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在唐贞元中，有一个姓张的书生，那时候的人一般都读书人的姓后加个“生”字，以表尊敬。即使是现在，某些南方小镇上的人也还保留了这个传统，不过已经多用来尊称中小学的老师（或先生）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有人不巧听到“某生娘”的称呼时，一定不要以为是在叫该先生的母亲，那是对 “某生”妻子的尊称。

回过头来，这位姓张的书生“张生”不但“性温茂，美风容”，而且“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可是他一直没有妻室“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不过他在自白中说的很清楚：“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呵呵！原来没有遇到“靓妹”。不过大家不用为他担心，因为艳遇很块就来了……

没多久，张生出游，不但遇到了远房的“姨妈”，而且因为结识的朋友多，竟然在危险关头救了“姨妈”一家人，成了救命恩人，真正的是“亲上加亲”。也许同血缘或遗传有关系，这位“性温茂，美风容”的张生的“姨妈” 家的表妹也是 “颜色艳异，光辉动人”，而且是在“不加新饰”的情况下的。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慢慢去理解为什么古代会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娶亲戚家的女子做老婆 --- 如果我们撇去阶级矛盾和宗族等“俗物”不考虑的话。

张生的表妹，就是女主人公，名叫崔莺莺。崔莺莺到底有美到什么程度似乎文中并没有祥谈，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那位常常“坐怀不乱”的张生来推测出来，因为女主人公出场后，张生不但“惊为之礼”，而且后几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这种描述事物/人物的方法，其实在古代已经很老套，举个例子：“一叶随风忽报秋”、“一支红杏出墙来”等等都是这类写法。

下面的故事情节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按道理说，一位不近女色的男子在遇到心仪的女生的时候，除了“傻眼”外，不可能有什么特别成熟的追求女生的方式才对。可是我们这位张生在“惊为之礼”之后，马上就“以词导之”，结果吃了闭门羹。张生并不死心，马上改变策略，在崔莺莺的女仆“红娘”身上找突破口，并且“私为之礼者数四”。结果证明张生的策略是正确的，红娘不但替张生出谋划策，而且从中跑腿了很多回，估计是受了好处了。至于后人称呼媒人为“红娘”是否也是因此文而开始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媒人与“红娘”在本文中不但是一个人，而且对搓和两人的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看看红娘都做了什么？红娘在听到张生的表白后“果惊沮，腆然而奔”。不过她很快就回来了，而且提供了很重要的情报和计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

真是高明！

一个久居深闺、一辈子也碰不到几个男人的少女的心就这么被“乱”了，于是便开始了月夜西厢下的幽会生活，直到张生最终要离她而去。怪不得这位有才又知命的女子日后如是说 “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于是干脆把自己嫁了，“委身于人”。好一个有血有肉的情女子……….可惜她没有找对人。

张生说白了就是一个披着“正人君子”外皮的无耻小人，一方面自称“好色”以示自己的坦诚，另一方面却对美色大加批判，称之为“尤物”、“妖物”，不能被其迷惑。他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再也想不出有比这更好的借口了。

浦城有女民国中适农家为童养媳。女幼嗜睡，值春种，天明而未起置馔。姑怒且怠毙之。后每春种时节，有鸟来，恒于天明前啼云，秋灰也、秋灰也。其声清澈、响越数里人家。故土人呼之秋灰鸟，亦呼媳妇鸟，意此女精魄所化。秋灰,土语谓烧火(做饭)也。

后记：

与其让他们得知原以为值得信赖、依靠的队友们却在他们最需要援助的时刻无情地把他们抛弃了，还不如让他们清清净净的、永无遗憾的带着对山的热爱和执著上路。

两年后的1996年，孙平得到了由中国登山协会颁发的阿尼玛卿II峰登顶证书。

那年，夏华胜毕业离校，送他出宿舍大楼的同学很多，但是帮忙拿行李、一直把送他到学校东大门的只有一人。快到门口的时候，夏华胜突然停了下来，低低的问了一句：“你还记得王军彪吗？”我哽咽了一下：“这能忘记吗？”

是啊，怎能忘记？

那年夏天的我已经没有了野外作业的任务。城市的生活总是单调无聊的，幸好有大小陈作陪，夜夜麻醉在酒精中却也无法让日子过得快一点。北航东门的大排档、语言学院南门的羊肉串小铺便成了我们夜夜的必修课，没有人知道死神会再次降临：这一切竟再次与我的缺席有关。然而这次死神这回并没有得逞：我的缺席给了我清醒的大脑，却让我有机会在关键时刻扛住了死沉下坠的床板以及躺在上面的大陈，从死神身上抢回早已酩酊大醉的小陈。我的缺席并没有让我的两位朋友遗忘，是他们帮我消化了那本该属于我的酒水。倘若那夜我永远缺席下去，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有何颜面对着那颗颗真诚的灵魂。

冬天还没到来，加国商店内已经被琳琅满目的防寒服、防寒鞋、耐寒睡袋等等占据了。摸着一件件轻厚结实的物品，我的神经一次次被触动：倘若当年那些挣扎在寒冷里的登山人也能穿上这些中国造的物品的话，他们能安然无恙吗？很快，我知道这个假设是毫无意义的，这类物品也许真能多延长他们的生命，但是与其让他们得知原以为值得信赖、依靠的队友们却在他们最需要援助的时刻无情地把他们抛弃了，还不如让他们干干净净的、永无遗憾的带着对山的热爱和执著上路。

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对此我无话可说，也无力去责备任何人、任何事。但是我想说的是，珍惜生命和对朋友的关爱是每个登山人首先应当具备素质，没有这个前提，所谓的对登山的爱好都无疑是叶公好龙。如果还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组织想从事这项运动的话，不论是为何种理由，都请一定一定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具备了这种素质。登山死人也许是很正常的，但我们决不需要此类因“人”而导致的悲剧。

与大山大河打交道的地质人没有成立这个或那个登山俱乐部，但是地质人永远在登山，永远拥有自己的勇气和信念，永远会跟随自己的队友走完最后一程，不允许漏下任何一个。大山、大河永远是他们灵魂的主题。

附：

幸存者孙平：《阿尼玛卿八昼夜》
http://www.emg.com.cn/mountain_ani.asp

http://www.lvye.org/modules/lvyebb/viewtopic.php?view=1&post_id=672528

谢弥青：《玛卿追思》

http://www.lvye.org/modules/lvyebb/viewtopic.php?view=1&post_id=387385

蒋山青：《阿尼玛卿山的追思：记业余登山队的第一次山难》http://www.cppcc.gov.cn/rmzxb/cqzk/200412300033.htm

躺在雪山里的尸体是不朽的，在沧海桑田之后，人们一定还能真实的看到他们此刻的神情；相反，我们这些活着的尸体却总有一天要腐烂、发臭、化成灰……

以后的日子里，我努力寻找与此次遇难有关的消息。当然，校园里也早就流传了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其中就有让人五脏六腹都要爆裂的说法：当山下的留守队员发现登山队员出事以后，不是第一时间组织或寻求救援，而是匆忙后撤，一溜烟跑了（后来有文章说只有一人留下）。这些撤走的人很显然的惊慌失措的表情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怀疑，在不断的追问之下，才发现原来出事了。当地民众迅速派人前来援救，可惜一切都晚了……

这个传言的真实性只有当事人才能澄清。登山人总是很善良的，他们在回顾失事过程时总是大量的探讨气候和技术等因素，却不愿意过多或明显去责备那些“人”的因素。殊不知，“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中，后者的比重应该是最大的，而且“人”才是发生悲剧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如专家们所说的，此次的登山并不存在“天时”和“地利”的情况下，但是这并没有我们这位以前没有亲眼见过雪山，“有关冰雪作业方面的知识仅限于20日在怀柔基地，王勇峰的20分钟理论课”的孙平队员在坚持了八天后生还。可以这么说，如果队长在第一次滑坠过程中没有受伤，他们一定还是有机会可以全部生还的！

不幸的是悲剧发生了，发生在我们自古就“重情重义”的“人”上。这些登山队员在暴风雪来临后，艰难的寻求下山道路的时候，山下的“队友们” 除了一名负责观察的外，早已将他们抛弃、自顾自的走了。没有当事人面对面的亲诉，我们自是无从得知真相。但看看孙平在其《阿尼玛卿八昼夜 》是这么绝望地描述自己的感受的：

• （8月17日，王军彪下山寻求救援，再也没有回来。孙平守着身受重伤的汪晓征）下午了，我心里明白，救援在今天是上不来了，可再次在6000米的高度上露营是不可想象的。
• （8月21日，困在山上已经七天、两名队友均亡去）为什么我一天一天的还是在山上打转，救援呢？

救援呢？大本营里的人呢？多么好的问题啊！！！

94年底，谢弥青在《玛卿追思》中终于为公众解开了这个疑问。他是这么描述的：“因假期所限，除（西宁体育教师）江训涛外，其余队员决定明日（8月18日）撤营。”、“据说他们与汪有约在先，时间一到即可先行”。仓天有眼，千里迢迢来到雪山脚下的大本营里的人不是来看电影的，山上困住的是不是别人，是你们的队友！！！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世界，如果连共同的爱好/目标而走到一起的“同志”的生命都比不上那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一点点利益的话，我们活的含义在哪里？我们的活不就是最最悲剧的一幕吗？如果山上遭难的不是你们的队友，而是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也能坦然自若地结束你们的“假期”、安安心心地上班去吗？要知道，躺在雪山里的尸体是不朽的，在沧海桑田之后，人们一定还能真实的看到他们此刻的神情；相反，我们这些活着的尸体却总有一天要腐烂、发臭、化成灰……

谢弥青在文中还提到在大本营里驻扎的人员在撤离前“开了个会”，而且大家认为山上的人“到达C2不成问题。”，不存在安全性问题，加上“假期所限”等等因素……所以决定离去。乍一看，这个借口总应该是冠冕堂皇、外人不应责备那些撤走的人，但我相信聪明的读者一定能很快发现这些借口都是不成立。因为无论是谢弥青还是十年后蒋山青在《阿尼玛卿山的追思：记业余登山队的第一次山难》一文中均提到大雪来临后，第二只登山小组在C2营地“熬过了漫长的一夜，并于17日晨7：30分开始下撤。” 、 “下山途中，一人曾三次落入冰裂缝，幸好缝不太宽。3人跌跌撞撞，傍晚才回到大本营……”

即使没有登山经验的人也知道，越到高处危险性就越大。从C2大本营花了这个小组整整一天的时间，而且是“跌跌撞撞”回来的，可见当时的形势已经很危险了。滞留在山上的人可都是和你们一样的血肉之躯，凭什么他们可以安然返回呢。在这里，谢弥青很明确地指出，“按道理他们应该等一等上面的人，万一出事也有个照应”。这是最最基本的常识！！！但是，也许是自己的生命要比别人的都重要的缘故，要出事了，赶紧自个逃命要紧：“据他们说他们三人只有一副可以使用的冰爪，怕雪再下大了下不去。”

怕雪再下大了下不去！！！我还能说什么呢！！！！

回过头来，那些撤走的队员真的是“假期”所迫，不得不离去了吗？谢弥青没有在文中明说。但是他却提到，这些人“离去”的两天后，不但还在玛沁县政府所在地大武镇呆着，而且遇到赶来求救的唯一的一名留守队员---江训涛。这时，山上的队友已经困了五天了，而且队长汪晓征也停止了呼吸。等待孙平的只有无尽的疑问：“为什么我一天一天的还是在山上打转，救援呢？”。

同死比起来，“失踪”这个字眼总给人一种希望，一种慰籍，哪怕是全世界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这两个字其实并没有差别。

九四年夏的沂蒙山区除了热还是热，即便是下了雨，随即而来的潮闷更让人诅咒。驻地马站中学没有报纸、电视也很少看，几乎没有什么外界消息来源。疲劳与返回基地后的无聊占据了一切，我不得不承认在那段时间里，“探险”这两个字眼几乎没有侵入我已经劳顿的大脑。即使偶尔会从脑前一闪而过，我也无从知道沙龙成员们在干什么，更无法预测道远在千里的青海将要或正在发生一场悲剧。野外作业过程中，我同来自山东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的任有保分在了一组。当我们头枕溪石、身披溪水、素面朝天，在正午的烈日下，偷偷享受一时的清凉的时候，我没有想过王军彪在干什么；当我们雨后踩着湿软的土地艰难地向山脊行进、时刻担心会再次滑坠下去的时候，我没有想过王军彪会发生不测；当我们凭着手中的锤子攀上垂直的岩峭、来到平坦的峰顶后发现山的那头有一条通往山下的羊肠小道而欣喜若狂的时候，我没有想过王军彪会千里外一座从未听说过的山上行走；当我们跋涉一整天、疲惫得不愿多走冤枉路而直接踩踏过眼前的花生地、在身后留下长长狼籍的时候，我的大脑不允许容纳除了目的地以外的更多东西；当我们逃难似的走进拥有奇特“官庄”、“牛旺”名称的村庄，或向村民索水解渴而遭遇好奇、疑惑的目光的时候，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尽早地离开“是非之地”；当我们背着石标本夜上泰山、晨观日出、一览众山小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探险”意味着死亡的威胁；甚至当我们回到基地、揉洗汗迹斑斑的衣服、打牌、侃大山、戏称汤中苍蝇为小螃蟹而继续品尝“美味”的时候，我也未曾想起过王军彪和他将进行的活动。

三个月的野外生活，却明显不习惯城里平坦笔直、无需地质鞋的马路，舒适干净的床铺，以及照例拥挤不堪的学生食堂。记得是返校第二天的中午，独自一人在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却又显陌生的校园马路上行走，远远就能看见学九楼前的人行道上摆了一张书桌，围了几个同学。好奇心的驱使，便走近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赫然写在书桌前面的小黑板上：“王军彪”。

出事了？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在几个女生带哭腔的只言片语中，我恍惚知道了大概：王军彪在和其他队友一起攀登青海阿尼玛卿山的时候，遇到风暴，在下山途中失踪了。登山队的队长也不幸死了，三个人的登山队只活下了一人……我不知道是如何走回到宿舍，唯一能记得就是摸口袋、把钱投入纸箱子等很简单的几个动作。“大雪山”、“阿尼玛卿”、“青海”这些字眼总无法在大脑里形成概念，更无从知道它的确切位置。

以后的几天里，还是在校园的马路上，我见到了瘦小单薄的王军彪的父母。没有哭泣声，表情只是阴郁的可怕和不知所措。泪，也许在听到恶号的一刹那，也许在进京收拾儿子遗物的路上已经流干了。也许他们此刻还不曾相信自己的孩子会无聊愚蠢到自寻死路，也许他们正在等待那震耳欲聋的儿子安然归来的喜讯。在他们面前，我惭愧得无言以对。我该说什么呢？我是否该鼓起勇气乞求他们的原谅，因为我们曾经一起做着奔向死亡的努力、而在最后的关头独自躲开到千里外，任凭他们的儿子孤独地上路。

结

 1996年初夏，物探系研究生夏华胜毕业离校，送他走出宿舍大楼的同学很多，但是帮忙拿行李、一直把送他到学校东大门的只有一人。快到校门口的时候，夏华胜突然停了下来,低低的问了一句：“你还记得王军彪吗？”我哽咽了一下：“这能忘记吗？”是啊，怎能忘记？

这是一个结，在三个地质人中间……不……确切地应该说是两个，因为还有一个---王军彪--- 早已躺在阿里玛卿大冰川中哪个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里。

商人、或更确切地说是登山爱好者汪晓征是一名退伍军人，做过空降兵，拥有丰富的丛林生存、定位经验。他曾对女友说：“我就是为登山而生的，山是我追求的最高目标。”也就是他，成立了北京首家专营野外探险、登山器材的企业----天极商社。更巧的是，天极商社的地址就在地质大学南院的一栋小楼里。

也许是机缘，在天极商社的第一次沙龙活动中，坐在我附近的竟然是认识孙平、王军彪和夏华胜。一经聊天，才发现孙平是北京理工大学学生，而王军彪、夏华胜和我都是地质大学的学生。在这次沙龙中，汪晓征作为召起人，很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背景以及对大自然和探险的爱好，并且对野外生存和定位做了讲解。印象中的汪晓征是个高大魁梧、很有气质的青年，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魁梧的身材在登山时却变成了一个弱势，并直接导致他在登顶返程中的第一次滑坠就招受到致命的创伤。至于我们几个人间的聊天内容已经无法回忆了，只知道大家都是很愉快的。

在第一次沙龙举办不久，天极商社就在北京西山森林公园举办了野外定向越野活动，说白了就是一次快速野外定位/搜寻目标的练习。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此类活动，可自负的我，自持拥有很强的野外作业经验，而且携带了高精度罗盘，肯定会拿到较优异的成绩，因此并没有把这次活动放在眼里。可实际情况却是，我明明已经来到了地图上标定的位置，却怎么也找不到要求寻找的物品，结果因此在每个位置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最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远远落后于其它人。这个打击，虽然很让人泄气，却让我第一次真正的开始重新评估了自己的野外定向能力。王军彪在这次活动中获得第一名，这也许就是后来有文章说他是“北京市定向越野冠军”的原由吧。也许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头衔，王军彪在队友受伤、自己体力明显不支的情况下，决定到事实上并不存在“后援”的山下去求援，在茫茫的白雪中独自踏上了不归之路。

这次活动我并没有对身边任何人提起过，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强，没有多久，水文地质班班长朱寰跑很惊讶地对我说，他在北大校园的布告栏里看见我和其它人的合影，这可能是北大山鹰社的成员也参加这个活动，并拍了合影。那时候，应该是1994年4月。

这以后的日子过的很快，我们三人总是在课程结束、千米长跑后，相逢在校园操场的东南角，一起压纫带、一起进行增强腹肌、臂力的训练。王军彪和夏华胜祖籍都是浙江，又同是93级的硕士研究生，而当时的我还是本科生，同他们比起来只能算是“小弟弟”了。夏华胜是校攀岩队的运动员，身体素质很好，而且对体能训练很有一套，九五年四 月十五日在首届北京市大学生健美比赛中还获得第四名，因此同他一起锻炼就特别有收获。外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南方人的王军彪个头不大，外表看起来绝不像夏华胜那么强健，但是一旦在锻炼过程中他光着膀子，一块块的鼓出的肌肉也表明他的身体素质是很好的。我们总是在努力的锻炼，好象在为了一个并不明确的目标做最可能的准备。大家都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活动、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到什么地方去越野。就我自己的记忆里，“雪山”这个名词似乎从来没有同我们的锻炼有什么瓜葛，也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话题中来。

地质院校尤其是地质专业的课程总是结束比其它学科的早很多。还没进入六月份，我们地质班七个人的就已经结束了，1：50000地质填图的野外任务也已经下达，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也就是这时候，我从王军彪那里得知沙龙好象有活动了，但是活动的时间正好与我野外任务相冲突。死亡之神把我推到了烈日炎炎的沂蒙山区的同时，也把夏华胜给推开了。接我们前往北京火车站的小客车已经停在学九楼的大门前了，正午的太阳把多数人都逼进了宿舍，笔直的路上只剩下零星的几个行人和我们这些要赶火车的。王军彪来了，问了一句话：“真的没有办法提前赶回来吗？”。我摇了摇头，没有多看他一眼，无不遗憾或羡慕地向他挥了挥手，便把地质包和行军被扔上了车，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野外作业。

不曾想，这竟是最后的永决！！！

“心如毒蝎”，一个胆寒的名，多形容美女。

“无义草”，又一个胆寒的名，形容一种花，一种美艳无比花 ---- 彼岸花。

彼岸花被冠于了“无义”的头衔，缘由是其“叶落花开，花落叶发”，本是同根生，而（花叶）却永不相见，“无情无义”之至，故名 “无义草”。也就有了“彼岸花，开彼岸，只见花，不见叶”的感叹。彼岸花学名叫“红花石蒜”，又称龙爪花、一支箭、曼珠沙华等，可以入药。用于治疗食物中毒、淋巴结核、风湿性关节炎等，对癌症、老年痴呆也有一定疗效……也许是到了给彼岸花平反的时候了。

同彼岸花比起来，另一“无义草”---金灯花---的命运似乎更为不济，而且被“平反”的机会可能更小：因为金灯花不但 “花叶不相见”，而且古时多被“无义”的“恶人家种之”，是地地道道的 “无义草”。《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九之《金灯花》就是这么说的：“金灯一曰九形，花叶不相见。俗恶人家种之，故一名无义草。”

自然万物的生死、艳萎本来是极其平常、极其朴素的。情感的加入，就生生地在中间划出柔美和狰狞的鸿沟来。艳丽的蘑菇虽然有毒，若没有人去惹它，它能毒害谁呢。

南朝梁江淹《金灯草赋》：“山华绮错，陆叶锦名。金灯丽草，铸气含英。若其碧茎凌露，玉根升霜，翠叶暮媚，紫荣晨光，非锦之可学，讵琼瑾之能方。乃御秋风之独秀，值秋露之馀芬。出万枝而更明，冠众葩而不群。既艳溢於时暮，方昭丽於霜分。是以移馥兰畹，徙色曲池。轶长洲兮杜若，跨幽渚兮芳离。映霞光而烁烨，怀风气而参差。故植君玉台，生君椒室。炎萼耀天，朱英乱日。永绪恨於君前，不遗风霜之萧瑟。藉绮帐与罗，信草木之愿毕。”

按《金刚经》的说法，无义非无义，是名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