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教，广义基督教的简称。由于耶教在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派别，如天主教、新教、圣公会等等，很难用一个词汇总括，干脆称之为耶教。现在，狭义基督教已经被用来专指新教了。

据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记载，早在公元635年，景教已由波斯传入中国。“大秦” 泛指波斯帝国，在古代中国的西域之极的里海边缘，因“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國，故谓之大秦。”（《后汉书》卷八十八之《西域传》）“景教”即耶教，在当时属于涅斯多留派（Nestorians）。该派虽然在罗马帝国境內遭受逼迫，却在叙利亚大受支持，又得到波斯的保护，得以到处宣教，并因此传如中国和南印度。与佛教“顺利”中国化并立足中原不同的是，景教的中国化进程还没有完成就就被毁灭了：会昌五年（845）八月，唐武宗颁布《毁佛寺制》，开始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灭佛运动，虽然佛教并没有因此被彻底毁灭，景教却成为这次运动的牺牲品，不复存在了。可以想象，如果景教没有被毁灭，而是顺利完成其中国化的进程，那么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中国耶教”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的了，而且极有可能连西方最知名的基督学者都认不出来了。

以后的近一千年，耶教的教义和文化或多或少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加而以和平的方式进入中国内地，但始终没有形成规模。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她不会全盘拒绝但也不可能全盘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因此凡是外来的都必须经过漫长的“中国化”进程才能在这片土地上立足、被大众接受。佛教就是很好的例子。耶教的“中国化”进程不能说是积极的，虽然历史上曾经有人努力过：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 ）的一位神父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于1573年视察澳门教会时很不认同一些传教士要求他们的中国信徒一律要学葡萄牙语，取葡萄牙名字，生活方式也葡萄牙化。他认为应该是传教士中国化，而不是中国人葡萄牙化，才有利于天主教的发展。于是他要求传教士们学习中国语言，采用中国风俗。1578年他从印度调来了几位年轻的传教士，让他们学习中国语言。范礼安的耶教 “中国化”显然是成功的，他所培养的传教士中就有后来能成功在北京觐见皇帝，并与当时的士大夫保持了良好关系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利玛窦也认为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尊孔等中国礼仪定性为尊敬祖先的世俗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

可惜的是，范礼安和利玛窦等人的这种“中国化”的努力和成功的经验并没有被其他传教士甚至是耶教上层领导所重视和推广。1645年9月12日，罗马教廷经教皇英诺森十世还发布通谕，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等活动。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勉十一世发出一系列与中国传统相违背的禁约，规定：“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并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又指牌位上有灵魂。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名字。再者，牌位作法，若无异端之事，如此留在家里可也，但牌位旁边应写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这些规定几乎被诚实地实行在了中国的土地上：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颜珰主教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此举直接引发了天主教罗马教廷与中国清王朝的对抗，最终导致雍正皇帝下谕，于1724年开始禁止传习天主教。此后，中国大地上的反天主教势力与天主教摩擦不断，特别鸦片战争爆发以后。

因信仰问题而引发的冲突历来都有，全世界也都存在，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去区别谁是正义的或非正义的、谁是对的或是错的。如果要穷究的话，我们只能说这场争斗牺牲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我们还必须承认人类的智慧至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解决这些争端的高度，对很多事情我们还是无能为力的。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战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耶教的传教活动亦被列入条约。《南京条约》规定英人得建礼拜堂及传教、《中美望厦条约》允许美国人可以在五个条约港口购买地产来建教堂、医院和墓地、《中法黄埔条约》准许法国人在五个口岸建堂，弛禁天主教、《天津条约》中明确地给与基督在中國內地传教的权利。外国传教士以此为护身符进入内地传教，耶教又发展起来。大批西方传教士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扩展耶教，建立教堂、修道院，获得了很多信徒。当然他们同时也办立了学校、医院、孤儿院等福利机构，宣扬基督的博爱，对中国的的教育，医疗，卫生，新闻，翻译和出版等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必须说的是，这个阶段外国传教士的人数虽然众多，他们的水平和素质却大大不如从前，给中国带来的破坏性也远比建设性要多得多。举个典型的例子（客居西方的好处就在于，举手的工夫就可以拿得国人花大工夫都难以求到的珍贵文献，）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是美部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医药传教士。1835年，伯驾在广州十三行内新豆栏街成立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医院“新豆栏医局”（后改名为“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 PokTsai），免费为病人治病。伯驾在华约二十年的行医生涯中，引进西方先进的外科技术，对造福中国病人、促进中国外科医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勿庸质疑的，也是绝对不可以抹杀的。所有赞扬伯驾的文章都点到此为止，这些文章的作者可能不知道、更可能不愿意提及伯驾在中国还做了比“视医疗为布道”更多的事情——直接损害中国民族利益和人民的事情：作为一名医生，伯驾应该比谁都知道鸦片的危害性，但是他不但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鸦片商的资助来到中国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怀疑其来华的动机。更有甚者，他还与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狼狈为奸，于1838年2月21日起担任在该公司成立的“中华医药传教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的副会長，而伯驾的好朋友、大鸦片商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怡和洋行创办人）也同任副会长。也就是这位大鸦片商，在1839年林则徐实行禁烟时，亲自在伦敦游说英国政府与满清开战（最终导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开战），并力主从清朝手中取得香港作为贸易据点。比《南京条约》更严厉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在签定过程中，伯驾不但作为译员参与其中，而且做为美方的谋士，出了不少损害中国利益的主意，为美国最终取得“最惠国””待遇贡献出“不可磨灭”的力量。怪不得《伯驾与中国的开放》一书中这样赞扬伯驾：“1844年的条约议定过程中，除耆英（清朝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和顾盛（美国特使）外，伯驾就是最重要的人物了。”（“After Chi’-ying and Caleb Cushing, Parker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1844 negotiations.” From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p.123）就连美国的史学家泰勒﹒丹涅在也说道：“美国人虽然在美国国内颇重视政教的完全分离，可是在中国，议定《望厦条约》時卻有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參加外交工作，伯驾则最后升任到了最高官阶（即美国驻华公使）。” （《美国人在东亚》）特别是他当上美国驻华公使后，更加鼓吹武力征服中国乃至整个远东：“the United State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power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 should not only flex its muscles, but on occasion intervene” (From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p.192）……作为一名医生、一名基督徒，他的博爱、同情心上哪里去呢？下面这句话应该才是伯驾当初兴建医院的真实目的：“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e hospital was to demonstrate to the Chinese the practical benevolence of Christianity by healing their sick and to create an opportunity of Christianity”(From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p.58)

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晚清七十年》中如是说：“十九世纪的传教士就没有当年耶稣会士那种虚怀若谷的雅量了”、“那时纵是最善良、最具好心肠的传教士，对他们母国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非为，也多表支持。”教会虽然办了许多慈善业，如赠书、办学 、赠医等，但因教会明显的侵略性的传教行为及外人欺凌中国人的现象，此外许多传教士在中国的行为远远超出了传教的范围而成为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诸多的因素导致中国大地上的冲突迭起、教案屡生。比如说义和团事件中，有近二百名传教士被杀，教民遇害者则在五千人以上。话说回来，统计数据还表明，在中国土地上死掉的一名外国人，就会相应死掉近千名的中国民众作为代价。一与一千的比例，就算是小学生也知道谁的损失大吧。

死人总不是让人愉快的事情，但是死人这件事情却往往能够被“有心人”拿来作为借口，以获取更过更大的好处，当然这些好处自然和死掉的人没有关系了。在这个阶段，在中国土地上享受有“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的外国人一旦被中国民众弄死了，外国政府不恨恨借机捞一把才怪：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线之一就是由于先前发生“西林教案”（又称马神甫事）——一个法国神父马赖因非法潜入非通商口岸的中国内地传教并胡作非为而被广西西林知县处死一事。据说，马赖于咸丰三年(1853)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传教，他吸收地痞流氓入教，勾结当地官府和土豪，欺压人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并纵容包庇教徒马子农、林八等无故在乡间起衅，进行抢掳奸淫，肇事多起。他们作恶多端，而又逍遥法外长达3年之久，激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上控省大吏。六年一月二十四日(2月29日)，新任西林知县张鸣凤根据村民控呈，调查据实后，将马赖及不法教徒共26人逮捕归案，依法判处马赖及不法教徒2人死刑，其余分别论罪处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山东发生的曹州教案，2名德国神父被害的结果是，德国出兵山东，并于11月14日强行占领中国山东省胶州湾（今青岛），并获得胶州湾99年的租期、铁路修筑权以及采矿权，山东半岛立刻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亦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借口……看到这一切，一向同情中国的狄更生先生不由得冷冷的说到：“I am amused at the Progres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徐志摩：《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

 “外国教会是中国第二政府……有时甚至是第一个政府，则在这另一个政府庇护下的‘教民’，也就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 （《晚清七十年》）为什么这么说？唐德刚教授解释到：“据当时满清朝廷的规定：教会中的‘主教’是与中国一品大员的地方官‘总督’、‘巡抚’平行的，‘副主教’与‘司、道’（省区二级官员藩台、道台）平行，‘神父’、‘牧师’与‘知府’、‘知县’平行。”至于教民，“全是由外国牧师领洗的”、受到保护、“他们的团体在当时多重中心的中国社会里，其力量不但足以与任何黑、白社会的民间团体想抗衡，它甚至当地权力无边的各级鸦门也不放在眼里。——满清政府对当地人民享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是他们对在洋教会保护之下的教民，就凡事让三分，不愿自找麻烦。”

怪不得那个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人数能够猛增。我们决不能因为这些人放弃原先的信仰而谴责他们，因为原先的信仰并不能帮他们解脱生存危机，不能让他们摆脱“生死如草”的绝望境界。现在他们“受洗”了、“重生”了，他们突然发现天空明朗了许多，日子好过多了，不再受到满清政府以前的欺压了……

至于依靠军舰大炮而来的近代耶教，是中国的福音还是对中国文化、宗教的侵略，一时还说不清楚，争论也肯定不会停止的。还是看看印度大师在《大师在喜马拉雅山》是如何描述以武力占领印度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传教士对我们邻国所做的事情（要知道，这些大德们最令人信服的就是他们从来不妄言）：

“停留在辛腊期间，我曾遇到一位英国传教士正在写一本印度文化和哲学的书。他把草稿让我过目。我非常惊呀！在谈及印度文化、文明与哲学的部份都受到了他的恶意扭曲。他甚至想改变我并诱惑我与一位英国富家女结婚……这些人在财务上接受英国政府的支持，内涵只穿着传教士外衣的政客，他们写这些书为的是要摧毁古代吠陀文明。他们扭曲吠陀文化和哲学……约有二、三百年间，这些传教士一直在摧毁印度的文明。”

“英国政府也经由传教士大量的发行名类的文、哲书籍。印度作家和学者则受到各种的迫害，如果他们反驳或反对那些书籍或为文批驳这种文化活动则会被捕入狱。这些英国人所发行的书籍，使四万的学者和游客对印度的文化产生混淆和错误看法，使他们无法去研究和学习印度的文学、哲学及科学的财富。……这些不良的影响，甚至延误至今。”

“在安内·贝山（Annie Bessant）之前西方的作者没有以诚敬的态度写过一本瑜伽的书籍。对那些旅游者和所谓的作家们，他们没有亲身去研究、锻炼过密宗、瑜伽和各种灵性的事物，却仍然继续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摧毁一个国家和其文化最好的方法首先是改变它的语言。英国很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甚至在印度独立三十年后，英语仍然是官方的语言。”

和印度友人聊天的时候，我的这位朋友竟然大力赞颂英国人对印度的入侵，甚至引以为荣……我们似乎应该庆幸自己的国家没有沦落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很惊讶发现，日本人在统治台湾的时候不也采取了改变它的语言的政策……甚至在日本人被轰出台湾六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很多台湾人无不怀念日据时期，颂扬那段本该以为耻辱的日子。

1939年12月8日，教宗碧岳十二世颁布“众所皆知”（Plane compertum est）通谕：“允许（中国基督）教徒参加祭孔仪式；可以在教会学校中放置孔子之肖像或牌位，并容许鞠躬致敬；如果教徒必须出席带有迷信色彩的公共仪式时，必须抱持消极的态度；在死者或其遗像、牌位之前鞠躬，是被允许且是适当的。”但教廷并不承认先前相关的通谕是错误的，而是认为过去宗教性的祭祖、祭孔观念，历经数百年后已变成了世俗性活动，故可以被酌情允许。

然而，新教（即狭义的基督教）一直也不接受中国人拜祖先。